在林语堂的<苏轼传>中有一段梅尧臣询问<刑赏忠厚论>用典出处的对话,请问该段对话载于何典籍?

嘉佑二年，苏轼同弟弟苏辙一起参加了在北宋都城汴京举行的礼部考试。欧阳修主考，梅尧臣为试官之一，二人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文坛巨擘。考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论》，这类科举考场上的应试之作，佳作寥寥。而苏轼则凭着自己纵恣不羁的才思文藻，通过一篇应应试之作，打开了通向政治和文学光辉前景的广阔道路。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兹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党之过乎仁；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传统中国是否像今日某些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完全没有任何思想自由可言？苏轼的这篇策论，至今令我激动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此文曾经引发一个著名的典故，在文中，东坡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这种回答很令人想到当年陈寅恪先生“不尊奉”。尤其，欧阳修时代“载道”“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苏东坡公然杜撰了一个典故来为他的论点辩护，这是今天中国那些言必某某说的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相比的。